Sanssouci

【普奥】独奏曲

*说到普爷家的上司，大部分人可能会想到亲父。然鹅，怎么能忘了我们可爱的俾斯麦呢！这位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可也是对自己的普鲁士祖国爱得深沉啊~

*本来是想写普爷和俾相在19世纪中期的王朝战争发家史的，结果还是一不小心拐到了普奥相爱相杀上ʕ•͡-•ʔ

*这里先简单说下俾斯麦生平重要时间节点：1815年出生，1847年从政，1862年当首相，1890年被解职，1898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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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年初春，我到汉堡去看望一位故人。

　　那时严冬的冰雪还尚未开始融化，银装素裹的庄园里，有鸟雀在树丛间追逐跳跃，时不时从枝头抖落一阵纷纷扬扬的细碎雪花。我望向窗外，在长久的沉默中有些失神，隐约有鸟儿的稠啾声透过玻璃落进室内温暖的空气里，却又转瞬便像涟漪般消散无影。

　　老人坐在靠壁炉很近的一张沙发上，长久以来的风湿和关节疼痛让他的腿几乎弯曲不了，可他还是坚持要坐着。他拄着手杖坐在那里，衰老和病痛留下的痕迹使他看起来像一头受伤的狮子，可又威严如山。

　　老人久久地凝视着壁炉内跳动的火焰，似乎陷入了沉思。在这八年里，在越来越悒悒寡言的外表下，老人心中的忿懑其实一刻也不曾平熄——我在看着老人的眼睛时，不由地这样想到。一时间，房间里只听见木柴燃烧的噼里啪啦声响。

　　“你能来看我，”许久之后老人开口了，是老年人那种低沉缓慢又带着沙哑的声音，“你能来看我我很高兴。”他抬起头注视着我时，那张一向不露情绪的脸上浮现出了宽慰的神色。“我就知道有一天你会再出现。” 

　　我对他轻轻点了点头。

　　“但时间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是个太过残忍的东西，我甚至一度觉得自己可能等不到那天了。”老人摇了摇头，似在感慨，“我为你效劳了四十多年，从1862到1882再到现在，其间我们取得了多少伟大的荣誉和成就！四十多年对你来说可能转瞬即逝，可却足足是我的半生……”他停顿片刻，让自己喘了口气，“你看，到现在我已经是个半截身子都入土的老头子了，而你还是那么年轻，一点都没有变过。” 

　　我微微笑了笑，带着些许无奈和苦涩。

　　作为国家意志体，除了不会衰老这点，我们的外表与普通人无异。也因此，为了隐藏身份，我们往往需要不断地变换自己的社会角色。除同类外，能知道我们真实身份的只有极少数人——极少的和我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人；虽然地位特殊，但在不扰乱社会秩序的前提下，我们仍然可以以某一身份参与到国家政治中——在七年战争时期，我就曾是腓特烈二世国王的副将。

　　1862年，我的身份是普鲁士陆军参谋部的中尉；1882年，我在住处制造了一起意外事故，所有人都以为我已经不幸身故。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你时的情景。”在炉火的辉映下，老人目光灼灼地看着我，陷入回忆的神情若有所思，“那天你骑着匹马向我走了过来，身上穿着军装，我以为你是参谋部的一个年轻军官……”

　　

　　那是1862年的圣诞节前。在威廉国王的狩猎大会上，我第一次接近了这位新上任的首相。

　　按照传统，这位四十七岁的首相在那天也穿上了他后备军少尉的军装，因而在一众军官中并不引人注意。他端坐马上，神情严肃，肤色苍白，此外还有点秃顶，浅色头发略显灰白。

　　首相显然对于狩猎的兴致并不高，很快便落在了国王一行后面。于是我带马上前，与之交谈起来。

　　一开始的谈话并不顺利，怀着对军官团天然的不信任，首相只是把玩着手里的象牙柄马鞭，用冷淡而客气的措辞不着情绪地回应着我。首相的谨慎在我的意料之中，并马在树林里穿行了一会儿后，我把话题转到了首相身上。

　　我谈到了首相外交官生涯中的一件逸闻。

　　那是首相还在出任普鲁士驻法兰克福邦联议会公使的时候，在到达法兰克福不久后，首相就发觉在议会中抽雪茄烟是奥地利人独有的特权，于是当奥地利代表下一次抽起雪茄烟的时候，首相也点燃了一支。这件事后来被首相在国内的政敌嘲讽说“点燃的雪茄烟是这位普鲁士公使所取得的唯一收获”，愤怒的首相为此还和那位挑战他的先生举行了决斗。

　　不过现在这件陈年往事并没有在首相岩石般肃穆的面孔上搅动起太多情绪，首相只是微微眯了眯眼睛，仿佛这冬日里的日头竟有些刺眼似的。而后过了一会儿，首相沉着地说了句“普鲁士和奥地利是平起平坐的。”

　　我以示赞许地轻轻点了点头。

　　“我在法兰克福时，仍在流亡中的梅特涅曾接见过我，”回忆起以前的事，首相紧绷的神色也未见有丝毫缓和，“他劝我使普鲁士成为一个心满意足的国家，因为只有这样普鲁士才能并且愿意真心诚意、不加对抗地同奥地利携手并进。”

　　听到这句话，我的嘴角不由地扯出一个苦笑。罗德里赫的这位老上司，确实没少让我吃苦头。

　　“梅特涅会这样想一点也不奇怪，维也纳已经习惯了把柏林当作一个有时颐指气使，有时又需要奉承的穷亲戚对待。”我想到了在报纸上看到过的这句话，装作漫不经心地说了出来。

　　首相这时向我转过了头，他直直地盯着我，目光严肃而锐利。我没有回避，迎上了他的视线。

　　“正是因为柏林的政治太过于软弱，奥地利才总是把自己当作德意志事务的主导者！普鲁士，”首相扬起眉毛，声音在愤怒中显现出一种独特的不容置疑的威严，“普鲁士必须去领导别人，而不是追随在别人马后！”

　　首相话音落下时，远处响起一阵锐烈的猎枪蜂鸣。

　　之后我们两人便一言不发，在树顶投下的斑驳光影中任马蹄踏过落叶上的积雪，缓缓前进着。在长久的沉默过后，我向首相表明了身份。

　　首相在惊愕不已中怔神了片刻，他愣愣地注视着我，这时似乎有热烈的奕奕神采从他的目光中迸发了出来。

　　“那么，您要向我传达您怎样的意志呢？”他嘴角的胡须微微颤动着。

　　我看着首相的眼睛，淡淡笑了笑，“何必询问我的想法，您才是自己意志和行动的主人。”

　　他愣了片刻，而后嘴角露出一个罕见的会意的笑容，“为您效劳。”他在马上行了个礼。

　　“为您效劳。”我也以少有的严肃回复道。

　　

　　首相一贯坚持的要争取其他德意志邦的支持从而来反对奥地利的立场让国王感到深深不安。无论是国内的保守派还是威廉国王以及他那被革命压垮神经的哥哥，都更主张普鲁士同奥地利携手——他们不喜欢利用德意志邦联议会作为同奥地利进行冷战的舞台。

　　而首相今年在一次会议上的言论更是在报纸上引发了恐慌。首相称，现在已是普鲁士依仗自己的军事实力取得好处的时候了，维也纳条约所规定的普鲁士国界是不利于健全的国家生活的。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议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我们在1848和1849年所犯的大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

　　柏林的报纸没有放过这次机会，舆论大加渲染，国王的问责也接踵而至。首相不得不做出澄清，以打消前者的疑虑。

　　二月里的一天，我走进威廉街的首相办公室时，首相正躺靠在皮沙发上，持续折磨着他的关节痛风让他的脸因疼痛而微微扭曲。他面前的桌上摆着一瓶已经快要见底了的香槟——他有时会以酒精压制神经的疼痛——瓶底下压着一份有些被揉皱了的报纸。见我进来后，首相从沙发上坐起了身，他从瓶底抽出报纸递给我看，脸色气呼呼的。

　　我注意到这是一份自由派发行的报纸，头版上用醒目的字体洋洋洒洒地写着“作为一个普鲁士人，任何人也不能怀疑我们对于祖国的热爱与忠诚。但听到一个不学无术的容克谈论铁和血并想把它当作桎梏套在德国肩上时，这句话的荒谬更甚于庸俗。任何一个理想主义者，不管他是多么向往一个统一的德意志祖国，都不会对呼吁赤裸裸的暴力行动的言论表示欢迎。”

　　我看向首相，显然这位政治强人被这篇言辞尖刻的评论给惹恼了，他愤愤不平地用手指敲着办公桌，“这些不负责任的报纸！理想主义?”或许是因为酒精刺激的关系，他此时看起来有些情绪激动，对着我说话时，语气又有点像是在训诫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一个大国之所以能在国家竞争中生存和立足，基于的正是国家利己主义，而不是什么浪漫的理想主义！”他目光炯炯地看向我，接着问道，“你同意这一点吗？”

　　“是的，阁下。”我说。

　　他点点头，神色略微有所缓和。“战争是政治的一种手段，”沉默了一会儿后，又说，“但我也不希望看见我的祖国无谓地流血。”

　　“我不是疯子，也不是恶魔。”他补充道。

　　“我会带领你前进的。”首相最后如是说。他看着我时，那道深邃而坚定的目光仿佛能一眼看到了未来，其中带着殷殷的期待。

　　

　　1863年的圣诞节我是在维也纳度过的，虽然对于我们而言，这种节日也并不显得有什么实际上的意义。

　　我是作为普鲁士外交使团的随行武官来的——随着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问题的日益严峻，首相对维也纳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大的逆转。在石-荷问题上，普鲁士应该争取奥地利和我们站在一边，首相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的看法——虽然他一贯的立场是排斥和反对奥地利的。

　　“我的任务只是为我的国家和国王效劳。出于对外交工作的责任心，我是不能对别国表示好恶的——把个人对外国的爱憎感情置于祖国利益之上，我认为即使国王也没有这个权利。”首相做出了这样的说明。

　　我上一次来到维也纳应该还是在30年代，那时的梅特涅政府还在对柏林发号施令，但如今站在1863年的环城大道上，我才发觉这个城市乃至这个国家都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在经过一处建筑物前时，我有些恍惚地驻足了片刻。那是一个即将建成的歌剧院，工人们正七手八脚地往上面装雕花玻璃。如果记忆没有欺骗我，那么这个地方以前应该是一栋公寓——我曾经在里面住过一段时间的，和罗德里赫一起。

　　但是现在，我并不清楚罗德里赫在哪里，我们之间也并不曾有过通信。但我想他应该还在维也纳，离开了政府和宫廷时，他就混迹在人群里，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落魄的艺术家。

　　这次的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不会支持丹麦，更不会支持任何民族自决的提议，双方政府很快缔结了行动一致的盟约。在随后而来的圣诞节，我留在了维也纳。

　　圣诞节那天晚上，我在酒馆里坐到了很晚。那晚维也纳最大的酒馆里挤满了伤心的无家可归的醉鬼，直到后来有人在角落里拉了一支平安夜的曲子，于是所有还剩一点意识的人都跟着这调子唱起了歌来，在这由多种语言混杂而成的含糊不清的歌声里，偶尔还能听见一两声低沉的抽泣。

　　乐声消失后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在我对面落了座。那人穿着一件深色的长风衣，几乎就要隐没于这昏暗的氛围之中。

　　“请我喝一杯。”那人轻声说。

　　酒很快送了过来，之后我们俩都没有说话。我点燃一支烟抽了起来，他也要了一根。在这昏昏沉沉的黑暗里，烟头一明一灭地照亮他的眉眼，就像黑色海面上随风晃荡着的孤寂灯塔。

　　后来我们俩一起离开了。

　　午夜时分，外面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在欢爱中，他掐住了我的脖子。“我能看到你眼底的毒蛇。”他说。

　　房间里没有点灯，只有月光被外面的积雪反射后又从白色窗帘的缝隙中落了进来，把黑暗稀释成一片模糊的光影。我久久地凝视着他，握住了他的手。

　　“那么，你准备什么时候向我亮出獠牙呢？”他低低喘息着向我发问，神情中带着不甘的嘲弄——这种嘲弄既像是对我的控诉，又像是对自己江河日下的悲哀。

　　在政治上普鲁士不可能永远屈居于奥地利之下，维也纳也不可能永远能对柏林指手画脚——当所有的遮遮掩掩落下时，我和罗德里赫之间，终究会图穷匕见。

　　我们比谁都清楚这点。

　　“你看，那条蛇吐着猩红的信子……在特蕾莎的时候就咬过我一回……”我被罗德里赫的话挑拨上了火，加大了动作，罗德里赫抱着我的肩膀大口喘息着，仍像是宣泄情绪一样，断断续续地说了下去，“你知道被蛇咬是什么滋味吗……不…你不会知道……你总是不满足……那时候你抢走了西里西亚……像个强盗一样……现在那条蛇又要来咬我了……那么这一次……你要什么……”

　　这些怨恨的句子被用缠绵的语调说出，落在我耳朵里，像棉花里裹着针在扎。最后我捏着他的下巴狠狠地吻了上去，终于房间里只剩下悲哀的喘息。

　　窗外，雪花无声地吞没大地。

　　

　　“1866年的战争并不是因为普鲁士的生存受到威胁而开始的，”许多年以后有一位将军这样对我说，“这是一场政府早就预见到的斗争。这场斗争不是为了争夺领土，而是为了争夺想象中的利益，为了争夺权力。”

　　对于这句话我无可辩驳，因为实际上这场权利斗争早在1864年就拉开了序幕。

　　1864年对丹麦的作战并没有任何悬念，军队轻易便占领了日德兰半岛。然后我和奥地利便走到了谈判桌前，开始了这场充满了外交欺骗与恫吓的政治博弈。

　　对于要如何解决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归属问题，首相在别国的外交官面前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含糊其辞和遮遮掩掩——在摸清他国的立场前，首相不会亮出自己的底牌。但我清楚他的真实目的是要吞并这两个公国——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普鲁士在北德意志的地位。

　　我当然不会反对这种看法。事实上，从国王到议会也没有人会反对，虽然这种太过赤裸裸的意图会让太多人担心在德意志挑起一场内战。

　　到了1864年底，在经过一次次的外交试探和利益交换后，首相终于取得了一个令他满意的局面——法国和俄国都不会与奥地利结盟。

　　“狼之所以为狼，是上帝创造的，狼自己又有什么法子呢？但人们只要有可能，仍要把狼射死。”1865年初，在柏林郊外的一次骑马散步中，首相突然对我说了这样的话。他停顿了片刻，随后又意味深长地补充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别人眼中的狼，但同时每个人也都在暗地里打磨自己的猎枪——是成为枪口下的狼还是成为举着枪的猎人，这才是关乎前途命运和成败的关键。”

　　我低头思考他的话，空气陷入短暂的沉默。

　　“普鲁士要成为德意志的领导者，就不会接受，也不会再容忍第二次奥尔米茨。”首相又说，“从此以后，在德意志问题上，普鲁士的立场将更加强硬。”

　　我微微点头，以示认可。

　　“我们随时准备和其他国家跳科蒂戎舞，”首相最后说，他看着我时，目光再一次变得炯炯灼人起来，“不过要由普鲁士的军乐队来演奏跳舞的音乐。”

　　1865年，让大部分人担忧的会致使德意志四分五裂的内战并没有发生——首相发出了将不惜以武力吞并两个公国的警告，维也纳终于还是在战争的威胁前做出了让步。最终的条约允许普鲁士得到石勒苏益格和劳恩堡，并在荷尔施泰因获得军事特权。

　　不过对首相来说，这个条约只是一项临时协定，他毫不避讳地对我称这只是“一张遮盖裂缝的糊墙纸”。

　　首相说的或许没错，随着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问题的落幕，奥地利与我曾在1863年末缔结的盟约也终于走向了破裂。曾经对内战深恶痛绝的国王，也不得不认真考虑发生一场阋墙之战的可能了。

　　

　　1866年春天，首相的身体似乎再一次达到了承受的极限。他有时接连好几个小时躺在办公室里的沙发上，埋怨腿疼得厉害，使他几乎无法走动。此外在大多数时候，他都表现得郁郁寡欢，神思恍惚。

　　一次在看望他时，他给我看了刚收到的电报。上面说在三月底，奥地利已经不断向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北部的要塞调兵了。

　　我默然不语。“每个人都在暗地里打磨自己的猎枪”，首相曾经说过的这句话不经意间又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中。

　　“已经开始了。”首相说。

　　是的，终于图穷匕见了，我想。

　　虽然已经做了动员，但首相不得不失望地意识到，在国内人们一直还缺乏打一场阋墙战争的热情。五月里的一天，当首相从王宫回来走到菩提树下大街时，有个年轻人对他开了两枪。在卫兵的帮助下，他制服了刺客。后来首相发现有一粒子弹打穿了他的大衣、礼服和衬衫，他的肋骨疼得好像经过猛击似的，但却并未受伤。

　　刺客在第二天自杀了，但这次行刺未遂却为首相在国内赢得了新的同情，也让他近乎固执地更坚定了自己的目标。

　　六月里，首相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把奥地利排除在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的改革计划，但奥地利公使快人一步，已经在邦联会议上以首相破坏德意志邦联宪法为由，号召各邦反对普鲁士了。

　　同时，萨克森、汉诺威和黑森拒绝了最后通牒，南德各邦也不出所料地在军事上站到了奥地利一边。

　　英国、法国和俄国仍在继续观望。

　　这就是1866年铺展在我面前的画卷，为了争夺德意志的权柄，我和奥地利终于还是互相亮出了獠牙。虚张声势也好，你死我活也好，但獠牙刺进皮肉里时，痛的感觉是一样的。

　　是成为枪口下的狼还是成为举着枪的猎人？首相的发问再一次盘旋在我脑海里。

　　前进就好。

　　

　　毫无意外，首相也参加了这次出征。

　　奥军将领把开战地点选在了柯尼希格莱茨，但这里对普鲁士人来说却显然有更非凡的意义——这里曾是腓特烈二世国王的大本营。

　　开战那天首相穿上了他后备军少校的制服，头戴着铁甲骑兵头盔。和国王一行在罗斯科斯山峰上观战时，他坐在马上指着不远处的战场沉默了一会儿，而后喃喃自语般对我说，“就像是一场豪赌。”

　　在那里，有四十六万人正在枪炮轰鸣中呐喊厮杀。

　　然而在这铁与血的洪流铸成的赌桌上，赢家却只能有一个。

　　在这风云变幻的八小时的战役里，首相显然并没有毛奇将军那样的沉着和镇定自若。当炮弹在国王身边不远处飞落时，首相紧绷着的脸显得更加苍白了。“战争中一切都是有危险的。”毛奇将军只是这样简短地说。

　　到中午时，首相看到东方有一片黑影忽然向前移动起来，进入了奥军的炮火之中。毛奇将军静静用望远镜观察了片刻，然后向国王报告说：“陛下不仅赢得了这场战役，而且也赢得了整个战争。维也纳将匍匐在陛下面前。”

　　王太子率领军队按计划及时增援了过来，普鲁士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一场真正的、辉煌的胜利。

　　对奥军来说，柯尼希格莱茨败局已定，可首相却并不想折辱维也纳。

　　“毕竟生活在欧洲的不光是我们自己，而且还有三个憎恨妒忌我们的强国，”首相在尼科尔斯堡时对我说，此时我们距离维也纳只有几十公里，“将来我们会用得着奥地利的力量的。”

　　然而总参谋部仍然坚持要进军维也纳，国王也希望能在对方首都提出他的条约。

　　强迫奥地利接受一场城下之盟?想到这一点，我摇头笑了笑。罗德里赫不是没有被人攻占过首都，奥斯曼这样做过，拿破仑也这样做过，可我知道，唯独我不行——不是做不到，而是不能——他在我面前一直都是个那么骄傲的人，这是维系我们那脆弱关系的不可逾越的底线。

　　在首相看来，将军们一心想要跨过多瑙河的计划无异于痴人说梦，在一次会议上，首相的怒火终于达到了顶峰。“要是敌军放弃维也纳，向匈牙利撤退，我们是否还要去追击？我们一旦越过多瑙河，就失去同后方的联系，那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建立一个新的拜占庭王国，让普鲁士听天由命！”首相这番冷嘲热讽的尖刻言辞彻底惹恼了总参谋部，却也终于让将军们哑口无言。

　　七月里，双方政府在尼科尔斯堡签订了预备性和约，普鲁士吞并黑森、拿骚、汉诺威、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和法兰克福。八月在布拉格签订了规定两国从此和平友好的正式协定。

　　来来往往的外交使团里，我没有看到罗德里赫。

　　

　　“坐上去，不要怕，握紧缰绳，再牢牢踩住马镫……不会掉下来的……对，就是这样……”1867年一个天气凉爽的秋日里，我在院子里的草坪上教路德维希骑马。

　　路德维希是我在七月从法兰克福领回来的。此时邦联议会已经被解散了，并在柏林按照首相在去年六月里提出的要求成立了一个新的北德意志联邦。

　　威廉抱胸站在树下，远远地看着这一幕，脸上神情冷淡——他一直不太愿意亲近路德维希。

　　路德维希很听话，掌握得也很出色，很快就能骑着那匹白色马驹试着一个人兜圈子了。“他很有勇气。”首相来的时候，我这样对他说。

　　首相微微眯起眼睛看着远处那个金发的小小身影，从兜里取出一支雪茄，切掉头部，点燃，然后一言不发地抽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路德维希折返了回来，我扶他下了马。“首相先生。”他小心翼翼地向这位普鲁士首相兼北德意志联邦首相打招呼。首相身上那股不苟言笑的威严气场显然把他震慑住了，路德维希害怕这位严厉的政府首脑。

　　首相慢悠悠吐出一口烟雾，仍然一言不发。

　　“哥哥……”路德维希看向我，眼中带着求助的神色。

　　“带马驹去吃草吧。”我拍了拍他的金发小脑袋。

　　由于法兰克福邦联议会的关系，首相并不太喜欢路德维希。“把强权政治同小邦阴谋结合在一起的法兰克福邦联议会……”首相曾不止一次这样表示过自己对它的反感。

　　“你对他太上心了。”雪茄快要抽完时，首相这样说。

　　“他现在毕竟是我的弟弟。”

　　“你弟弟?”首相似乎从鼻腔里发出了一声嗤笑，他扬起夹着雪茄的手指了指树那边，“看清楚，站在那里的才是你的兄弟！”

　　首相的话让我微微皱了皱眉。

　　“还记得腓特烈.威廉四世曾经发表过一个声明，”空气安静了一会儿后，首相转换了话题，“他说‘普鲁士从此将奉献给德意志’。当然，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革命差不多已经摧毁他那可怜的神经了。”

　　“但是，”首相转过头目光炯炯地看着我，“我最近却总是想起这句话，这让我感到不安。”

　　我的嘴角扯出一个苦笑。

　　“我们必须保持普鲁士在德意志事务中的的独立和自主性！”首相目光中流露出的坚毅神色使那张爬满皱纹的脸此刻有一种大理石雕塑般的威严，“外面的人想要一个德意志祖国，不错，”首相的情绪有些激动了起来——长年的神经紧绷已经让他越来越难控制自己的情绪了，“但他们也要知道，在成为一个德意志人之前，他们得首先是个普鲁士人！”

　　“普鲁士将领导并且一直领导德意志。”

　　我抬起头，秋日明媚的阳光洒在枝头枯黄的叶片上，折射出一片金灿灿的光辉。

　　

　　1870年，当巴黎街上的人群高喊“打到柏林去”，就像德意志城市里的示威群众高呼“打到巴黎去”一样时，在歇斯底里的爱国主义热情推动下，又一场战争被揭开了序幕。

　　“我们和法国之间总会有一战。”首相轻描淡写地说。这确实也是总参谋部的看法，从1867年以来，总参谋部就一直在积极筹备与法国的战争了。

　　“南德各邦始终用警惕和不信任的眼光看待我们，他们不想看到我们继续壮大。”首相曾不止一次这样忧心忡忡地对我说过，“他们随时会脱离和我们的盟约，奥地利退出德意志事务后，那几个邦国会倒向法国。”

　　怀着这种近乎悲观的忧惧，从1869年起，首相就开始不厌其烦地在德意志和法国之间煽动民族仇恨了。尽管过程充满不光彩的外交欺骗和讹诈，但到1870年年中，首相已经看到了他想要的局面。

　　当法国的沙文主义者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喊道“普鲁士忘了耶拿，我们要让他重新想起来”时，全德意志范围内的又一次战争动员也开始了。

　　9月初的一天，决战的序幕终于在色当缓缓拉开。在弗雷努瓦山丘上观战时，首相突然转过头来，不无自信地对我说“半个世纪前在耶拿遭受的耻辱，今天我们将用色当的胜利来洗刷。”

　　到了下午，要塞上升起了白旗，随后拿破仑三世皇帝交出了自己的佩剑表示投降。望着皇帝的马车渐渐消失在了边界上，首相说“一个王朝在那儿消逝了”。

　　所有人都深信法国的军事力量已经一蹶不振。

　　南德各邦随后宣布加入德意志联盟，而在凡尔赛，没有人怀疑这个联盟将会以帝国的姿态出现。

　　“国王并不愿意接受皇帝的称号。”年底一个夹雨夹雪的阴冷日子里，我站在首相临时办公室的窗前，首度向他提起了这个他和国王已经争论了大半个月的话题。

　　首相这时正背对着我坐在壁炉边的一把大靠背椅子里，显然风湿病又在折磨他的关节了。

　　“国王认为这无异于要把普鲁士的王冠给抬进棺材里，他说自己不愿意和老普鲁士分离。”

　　首相起身走向桌边，沉默不语。

　　“他是对的。”我说。

　　首相以手扣桌，沉吟了片刻，“你觉得我出卖了你的利益吗？”他问。

　　我回应以他同样的沉默。

　　“德意志这顶皇冠很耀眼，可是华而不实。”首相拿起桌上备好的雪茄烟，沉着点燃，“但正是因为这顶皇冠没有分量，我们才需要它。”

　　“无论是民族主义者，还是南德那些邦国，还有欧洲的其他国家，他们都不愿意——甚至憎恨——看到一个扩张的普鲁士，”首相向我走来，语气中显现出少有的疲惫，“可是他们能接受一个民族国家的德意志。”

　　“……”

　　“我以前说过，我们要维持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地位，我们一直也在这样做。”首相看向我，神情再一次严肃起来，“我们先是摆脱了对奥地利的依附，然后我们把北德意志联邦控制在了自己手中……现在也一样，这个帝国威胁不到你。”

　　“这个帝国……”首相深深吐出一口烟雾，思忖片刻后说，“这个帝国是为你服务的，他不会有完整的官僚机构，不会有自己的陆军，不会有自己的总参谋部和国防大臣，也不会有除关税以外的任何税收……”

　　“这种做法无异于是折断了他的翅膀。”我莫名觉得有点难过。

　　“不错，”首相点点头，他望着外面灰蒙蒙的天地，把视线落在了渺远的东方，“但只有这样，才能把从涅曼河到当纳斯山的所有土地都置于普鲁士黑鹰的羽翼统治之下。”

　　“只有这样，这个帝国才能完完全全地依附于你。”

　　“……”

　　“我没有出卖你的利益，我也没忘自己是个普鲁士人。”首相摇了摇头，其间又似乎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可是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太多的外在限制，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让自己做出一点妥协……”

　　

　　1873年，我再一次来到了维也纳。

　　10月里，威廉皇帝已经来这里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签订了协议书，德意志和奥匈帝国以及俄国成为了盟友，这就是在报纸上所宣传的“三皇同盟”。

　　我来到维也纳时，已经快要到圣诞节了。

　　当天空中开始洋洋洒洒地落起雪花时，我才恍然意识到十年前的圣诞节我也是在这里度过的。

　　已经过去十年了，我想。

　　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了一阵后，我去了罗德里赫的住处——准确来说，是他十年前的住处。

　　我向人打听问这里是不是住了一个紫罗兰色眼瞳的年轻人，别人只是用奇怪又带着戒备的神色打量我两眼，又匆匆走开了。

　　我想自己的北德意志口音在维也纳还是不招人待见的。

　　后来我就无所事事地站在公寓楼下等着，看着雪花从灰色的天空里慢慢飘落，然后渐渐地在路灯顶盖上积下薄薄的一层，就好像给这些路灯戴了一顶顶白色的小帽子一样。

　　等了许久之后，有一辆马车突然停在了我面前。

　　车窗打开时，路灯的微弱光线投在了车厢内那人的脸上。在目光相遇间，我笑了笑，而后推开车门坐了进去。

　　我们俩都没有说话，然后只是任由马车仿佛漫无目的一般地在环城大道上绕行。罗德里赫神色淡淡地望着车窗外，没有理我，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街边的歌剧院、豪华住宅，还有酒馆咖啡馆此时大部分都被灯火点得通明，在这暮色苍茫的雪夜里，仿佛上帝不小心遗落在人间的蜡烛。

　　时不时有雪花从打开的车窗里飘进来，但转瞬便又消融在了模糊的黑暗之中。车厢内寂静无语，只听见前面马蹄踏在路面上的嗒嗒声。那一声一声在车厢狭小的空间里回响，却又仿佛敲在了我心头上一样。

　　我注视着罗德里赫，想从他脸上或者眼睛里看出些什么，可他狡猾地把脸转向窗外，只给我留下一个模糊的侧脸。

　　他还是在怪我的，我想。那条蛇把他咬疼了，让他受了伤。

　　1866年，我和意大利结盟，他失去了德意志，也失去了威尼斯。

　　“你在想什么？”过了很久后，我问他。

　　罗德里赫终于把脸转了过来，车厢里太暗了，偶尔投进来的路灯光线也照不亮他的眼睛，我看不清那紫罗兰色眼眸里的情绪。“在想我做过的梦。”他说。

　　“……”

　　“我梦到了帝国曾经辉煌时候的样子，那时候我还没有被你们背叛。”他注视着我，语调在黑暗中透着水一般的冰凉，“我不断梦到这些，一直到我在环城大道上一个冬季雨天的灰暗现实中醒来。”

　　我一时哑然。

　　“你知道做这样的梦是种什么感觉吗，”他又继续说着，声音里带着淡而又淡的惆怅，“就好像是一个着了魔的人躺在河底，眼看着潺潺流水，粼粼波光，落叶，浮木，空玻璃瓶，一样一样地从身上流过去……”

　　沉默，而后又是长久的沉默。

　　马车仍不知疲倦地绕着环城大道辚辚向前，仿佛这样一直走一直走，就能永远没有尽头。

　　“可你仍然是圣斯蒂芬皇冠上面最璀璨的那颗明珠。”许久之后，我这样对他说。

　　我们在静默中长久对视着，马蹄踏过积雪的路面，一声一声落在了我们的心上。

　　最后在这光影交织的黑暗里，我吻了他。 

　　

　　1881年，三皇同盟得到重订和续签。第二年，在首相的外交运作下，三国同盟也正式订立。

　　“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会分别成为为我们分担来自东西两边威胁的有力伙伴。这个同盟，”首相用几乎可以称之为满意的语气说，“演奏了一出意义非凡的中欧音乐会。”

　　“只要在阿尔卑斯的山岗上可能出现一个打着三色旗的意大利鼓手，法国就不会把全部兵力都压在我们的边境上。”

　　在这一年里，首相的外交成就达到了最高峰。

　　同年，我离开了总参谋部，从此“人间蒸发”。

　　

　　壁炉里的木柴仍在噼里啪啦地燃烧着，时不时从中爆起一个明亮的小火星，但随之又立刻便熄灭了。

　　老人和我都从长远的思绪里回过神来，在恍惚中沉默着。窗外，鸟儿仍在枝头不知疲倦地跳跃欢唱。

　　“我已经无缘政治了，”最后老人说，“而且我也没剩下多少时间了。可是，”他抬头注视着我，眼神里浮现出了我未曾见过的悲哀，“以后有谁可以带领你继续前进呢……”

　　空气陷入了沉默。许久之后老人摆了摆手，像要把刚刚那沉重的阴影驱走似的，又重新说了下去，“我这一生给自己树立了太多的敌人，也有过许多失败和遗憾，但是看着如今的你，我不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

　　这是1898年的初春，我来到汉堡看望一位故人，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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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6年的战争……为了争夺权力。”：这句话是毛奇将军说的。

*科蒂戎舞：十九世纪一种不断更换舞伴的轻快交谊舞。

*圣斯蒂芬皇冠：指哈布斯堡君主国

*腓特烈.威廉四世：1840-1861年在位，正好碰上了1848年大革命的倒霉孩子……后来由于患精神病退位，他的弟弟继位后为威廉一世

*文中有继续带勃兰登堡菌玩~

*另外，这篇文是根据俾斯麦的传记写的（虽然作为一个无可救药的普奥党，自己愣是把俾相的传记看成了一部普奥相爱相杀史_(:з」∠)_ ），文中出现的事件基本上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比如俾斯麦和人的那场决斗，他事后还不得不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他岳母，称自己是在做了数小时祈祷，并且是在同牧师谈话之后才去的（原来就算是俾相也怕丈母娘hhh）；还有他遇刺并躲过一劫那次，然后有个柏林大学的科学家就很失望地说这个国家的手枪是有多么差——另外，文中有很多话俾斯麦也确实说过。不过，由于是同人，在俾斯麦的形象处理上，有些地方会比较感性，而且选取的也都是和文章主题相关的部分。然而真实的俾斯麦无论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还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其形象都要复杂得多，不过俾斯麦终其一生都在维护普鲁士的地位这点是不会变哒~

*最近看《金与铁》，1865年因为石-荷的归属问题普奥关系陷入恶化，之前缔结的盟约几乎破裂，对此俾斯麦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比喻：“尽管双方有些小龃龉，我觉得最好还是暂时延续目前的婚姻。即便离婚变得必要，也最好留待迫不得已的时候，而非现在就斩断纽带。因为赤裸裸的背叛全无益处，现在也无法确信今后的新关系能带来更好的状况。”

然后对这段比喻，此书的作者又做了补刀：“面对如此狡猾和无情的配偶，婚姻的确很难延续。俾斯麦时而恐吓威胁，时而劝诱示好，有时表现出神秘莫测的暧昧，有时则是令人疑惑的坦诚。奥地利驻柏林的外交官始终无法真正摸清俾斯麦的把戏，他们是理性和循规蹈矩的人，完全不是诡计多端的俾斯麦的对手。如果要形容俾斯麦对奥地利的政策，那么可以把他比作一位让妻子惴惴不安的丈夫，他时而献上拥吻，时而无情拒绝，时而誓言忠贞不渝，时而佯装放纵调情。由于缺乏俾斯麦那样的咄咄逼人和足智多谋，维也纳只能将主动权拱手相让。”

我：hhhhhhh离婚抢孩子实锤了~

此外，《金与铁》讲俾斯麦政治成就背后的金融运作，也提到了很多有意思的点，比如普奥战争里面，可以说普鲁士是拿钱把奥地利砸输的(⊙o⊙)

和很多人印象中那个贫瘠的普鲁士不同，到了19世纪中期，普鲁士其实有着巨大的经济优势。当时普鲁士坐拥莱茵、萨尔和西里西亚的煤矿，工业发展强劲；另一方面，得益于早在1836年就牵头组建了德意志关税同盟，使得普鲁士几乎独霸了整个德意志市场。与之相反的是，奥地利在那时却几乎一直处于财政破产的边缘，后来奥地利没办法，希望能加入关税同盟，还被俾斯麦几次三番拒绝。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实力对比，俾斯麦才敢那样排挤奥地利……

所以后来有位历史学家就说“德意志统一靠的并不是铁与血，而是铁与煤。”

问普鲁士为什么能在短短十年时间里接连负担起三场战争，而且一次比一次烧钱？

普爷：看清楚了！爷—有—矿！！！